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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柔情：郭君飞雄鲜为人知的故事
郭君飞雄一家牺牲之惨烈，已是众所周知，让人心痛难已。此前无论怎样不惮以最大恶意，都不会想到结局竟然如斯，包括郭君本人。据我所知，自他妻子张青被确诊患癌第一天起，他即心无旁鹜，全部投入到争取出国陪护和国内求医问药之中，而且一直抱有很高期待，一直不死心。为此历尽艰险，以至求医途中遭遇车祸——去年十月底，郭君自驾车从武汉前往郑州求医。进入河南境内不久，一辆重卡突然从后面快速追上，撞向郭君座驾，幸好郭君反应敏捷，紧急避险成功，才逃过一劫，但车门已被擦伤。真是生死时速，惊心动魄。 当时郭君刚刚学会开车，拿到驾照便迫不及待地要自驾车奔走全国寻医，可见其焦虑、其急迫到何等程度。给他买车的姐姐杨茂平一万个不同意，但也毫无办法，根本劝阻不了。郭君其实何尝不知路上可能的风险，据杨茂平回忆，出发前他曾专门谘询怎么买车险。说如果他出了意外，所有保险费拿去给张青治病。如果说，张青确诊患癌之前他主要为理想而活，为理想奋斗，那么张青确诊患癌之后，愧疚莫及、肝肠寸断的他，从此拨转了自己的生命航向，完全为救妻而活，甚至不惜自己生命的代价，不惜用自己的命换张青的新生。 满怀期待的郭君，命运似乎也曾偶尔垂青于他，给过他一线机会。寻医问药每有所获，他都倍受鼓舞，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被失踪前一个月，他又兴奋地告诉我，他找到了国内顶级医院的顶级专家，曾治愈很多跟张青同样症状的患者。他说那个专家很有人文关怀，想把他介绍给我，认为我们或许谈得来。总之张青确诊之后，他穷尽一切为张青开辟求生之路，而且以他向来的自信，志在必得，相信张青一定会因为他的努力而获救。其实我和他的几个共同的朋友并不乐观，有医生私下一再对我说，张青来日无多，郭君为求医问药付出的高昂成本不会有结果。包括对他出国之关山难渡，我们都有所预料，但都不忍说破——不仅没有任何人能说服他，更重要的是，绝境中的他需要希望，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望梅止渴，能给他不竭的动力。 今天，郭君拼尽全力要避免的最坏的结局，终于还是降临，而且比我们想象的最坏更坏——那边张青尸骨未寒，这边郭君竟又身陷囹圄，留下两个孩子在美国无依无靠。所谓人间炼狱莫过于此吧，不知郭君此刻该是怎样的伤痛。我们帮过他，很多朋友帮过他，甚至一些体制内人士也基于良知力所能及地帮过他。他得到的帮助不可谓少，但令人绝望的是，所有的帮助都徒劳，所有的人都帮不上他，所有的努力最后都归零。前不久一个体制内人士当面劝我：“你帮他有什么用？连我们都帮不上。”撼山易，撼冷酷难，撼残忍难。邪不压正只是就历史长程而言，就短期来说，反人性的、反人道的、反人伦的高墙往往难于逾越，这是一个基本的、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事实。 现在回头看，我们当初都低估了转型的代价。其实，历史因袭这么沉重、社会矛盾这么错综复杂的超大型国家，转型哪可能那么简单，那么凯歌行进，哪可能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一代又一代人，注定了只能做铺路石，而不可能是转型终点上的摘星手。那些只想在终点摘星而不愿做铺路石的人，注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注定要被九曲回肠的转型激流给冲到一边。以郭君的远见卓识，他从一开始就把做铺路石视为当仁不让的己任，从一开始就准备要牺牲。但牺牲到如此惨烈的地步，应该说还是非他所愿。他准备随时牺牲的只是他自己，绝不包括他的孩子、他的爱妻。他的孩子、他的爱妻之远渡重洋，在他来说本来求之不得，以为滔滔重洋可以隔离风险、隔离苦难，后来遭遇的一切，岂是他所料及。 以我跟郭君的交往，我太清楚他对家人的爱。2011年他出狱，回到其广州住所、本世纪初他跟张青在广州天河购下的那套公寓。那也是我那些年每次到广州的落脚处。多少回我们白天或促膝相谈，或结伴而行；而每到深夜，他必关起门来，跟大洋彼岸的张青和孩子们网络通话，一说就是整整几个小时。那往往是他最享受的时刻。他也曾向我倾诉他家事上的烦恼，他作为丈夫和父亲深深的愧疚，比如当他女儿西西考上心仪的大学，他却囊中空空、无力支付高额学费时；比如当他听说，张青开着一辆最便宜的二手老车，带两个孩子出门，半路上老车熄火，母子困于漫天风雪的荒野时……。每每说到这些，他总是一脸凄然，而嘴拙的我却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 显然，他是一个，或者说他至少想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也不是没有最大努力。他既忠于他所深爱的祖国，不惜献身于他所深爱的祖国；他也想尽可能安顿好自己的家人。家和国都是他所深爱，他一样都不敢亏欠。他没想到的是，命运给他的只是单选项，无论怎样选择，都必有亏欠而且是大亏欠，结局都只能是旷世悲剧，这杠杆之长、变数之巨，根本不是他能控制的，根本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无疑是一个义人，我曾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称他为民权英雄。而要在这个时代做这样的义人，这样的英雄，等待着的必然是这样的命运，相伴相生无可逃避。 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今天他会后悔么？我的回答是断然的：不会，绝不会。九生九死，生不如死，他也绝不会后悔他走上的路。他仍将义无反顾。这其实也是张青的期待吧。这世上还有谁，比张青更了解、更理解他呢？正因了这种了解、理解，张青才会给他最大的包容、最大的支持、全部的爱。走下去，义无反顾，惟有如此，也才能告慰张青的亡灵。 “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此之谓也。吾不能至，吾心向往之，吾心景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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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杨茂平：相信爱情——张青和我弟的故事
我和两个弟弟（老二茂全、老三茂东）的童年是与下放劳动的父母在农村度过的。那个年代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电视”这个词，电影也屈指可数，让我们姐弟三人入迷的只有读书。 读书这习惯伴随我们长大。后来茂东以全县理科状元的成绩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我兴奋地告诉我要好的同学：读一辈子书，把全世界的哲学精华浏览一遍，老三好幸福啊！茂东自己也很知足，一直沉浸在他的选择中，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哲学与这时代太不合时宜。 他对择偶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我绝对不让我的妻子做一个家庭主妇，我要一个和我志趣相投的女性陪伴我一生。他和张青结婚后，夫妻恩爱，对张青的好远远超过了对我这个一手把他拉扯大（我们母亲早逝，父亲年事太高）的姐姐。 小孩未出生前，他就让张青到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让张青看100部奥斯卡金奖片，要她每看完一部都写一篇读后感。他还经常带张青和他的文学艺术界朋友聚会，培养共同的情趣， 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并没有因为两个孩子的出生而淡化，反而因为孩子，夫妻恩爱更浓得化不开。张青说，我有个茂东，又来了个茂西，两个加起来就是好东西，这就是女儿西西这一名字的来历。 张青十多年前带着两个孩子到美国后，举目无亲，历尽艰辛。她出生于一个条件很优越的家庭，从小受宠，从来没吃过那种苦，但她都咬着牙挺过来了，从没有责怪过茂东一句。那时只有我和老二茂全可以每个月去探视茂东，夫妻俩让我们传递的全是对彼此的牵挂和照应，不是艰难命运中的叹息，而是坚韧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 在美国有个大姐，跟我联系较多。那年头没有微信，越洋电话很贵，囊中羞涩的张青常常为通话费所困。那个大姐得知这一情况，为了节省张青跟我的通话费用，总是用三方通话的方式让我和张青联系。有一次西西听到了，说：妈妈好幸福，可以直接跟姑姑通话，知道爸爸的消息。张青有次把电话给西西时，可怜的西西宝贝拿到话筒，竟然激动得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思念该是多么折磨人，她们母子在美国该是多么孤苦。 2018年，我实在放心不下，利用假期到美国探望张青及孩子们。亲眼见到母子三人的窘境——全家仅靠张青每月半工半读挣得的一点钱过日子，房租交过后所剩无几。就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张青仍节吃俭用，为茂东买了好多衣服，让我带回国。 由于多种原因，这些衣服直到2021年1月，茂东也没见过。张青生病后，我到美国去照顾她，就顺便把这些衣服中的一部分带回了美国，准备给据说会随后赶到美国的茂东穿。张青看到这些衣服，马上紧紧地抱在怀里，此后天天换着穿在内衣外面。她该是多么留恋、多么渴望丈夫的体温。 但是，夫妻团聚的心愿终究还是落空。今年一月，茂东从广州到上海，准备从上海飞美国，前去照顾患有绝症的张青。此行未遂，一线希望最后归于破灭。这令他大受打击，情绪彻底失控，给我打电话时号啕大哭，连声说他对不起张青，对不起孩子。他宁愿自己得绝症来赎罪，而不应该张青生病。那一刻，我也是潸然泪下。我不懂，我弟弟和弟妹张青那么善良，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回报。 前不久，我给茂东买了一辆车，让他到周边各地转一转，散散心。他问我，姐，个人保险怎么买？我要买，如果我出意外了，所有保险费拿去给张青治病。我只能劝他，你决不能有任何意外。你有意外，张青绝对好不了，多少保险费也没用。他听没听进去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有一次他真的差点出车祸，让我后怕了好久。 张青的病发现时就是晚期，想来都是十多年异国漂泊和夫妻别离之苦导致的。作为大姐的我一筹莫展，除了心痛，爱莫能助。我天天跪着祈祷，愿人的心不再刚硬，让别离已久的夫妻能够团聚，让破碎的家得以团圆，让张青在有生之年得到丈夫的照顾、安慰，在丈夫的怀抱中慢慢安眠。 （作者杨茂平，副主任医师） 发布于 2021-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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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是底线 底线就是生命线
原编者按： 公民社会，在维基百科中的定义是：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 著名媒体人笑蜀，作为一名多年来始终研究、鼓吹公民社会建设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形容公民社会“是一个国家的植被。”是的，在国家的巍峨建筑之外，在单独的个体生活之间，还有一个广阔无边的领域，这就是公民社会。它们由那些为了特定的社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起来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组成。在这个领域，公民们自己联合起来，通过自治与合作，使得社会更加美好，并通过这种有品质的公民生活，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理性，使社会共识更容易形成。 和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同，如今是转型时代，也是微博时代。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对公共事务进行力所能及的最大关注和最大参与，这就意味着中国走向公民社会有了一个可能的崭新路径。从这个意义上，告别传统的启蒙与革命，共同呵护支持正在发育中的公民社会，最终形成坚实的社会底盘，走向真正的公民社会，就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 1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的中国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国，文明、理性已有很大进步。但如果横向比较，对这种进步就不可高估。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依旧没有脱魅，没有告别蒙昧。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坚守公民社会信念？或者换句话说，公民社会在中国为什么必不可少？我想举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是药家鑫案件。药案有个风云人物叫张显，名不见经传，但他居然可以利用网络，一度成功地引领了舆论，可见我们的社会之缺乏公共理性到了何种程度，民心易被操纵到了何种程度。另一个例子是915事件。无数打砸抢暴徒似乎一夜之间从地缝里钻出来，昨天还风平浪静，一切都是好好的。现在我们知道，这股打砸抢浪潮背后也有少数人在操纵。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的中国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国，文明、理性已有很大进步。但如果横向比较，对这种进步就不可高估，中国并不是没有了“一夜回到WG”的可能。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依旧没有脱魅，没有告别蒙昧。 与这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身边的华人社会。同样是保钓散步，深圳发生了多起打砸事件，而跟深圳仅有一河之隔的HK，整个保钓散步井然有序。 台湾也如此。台湾“倒扁”运动中的红衫军，主体是中下层群众。在一般人看来，中下层群众往往比较缺乏理性与文明，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组成的红衫军，在整个抗争中的表现恰恰极其理性、极其文明。曾经，红衫军内部有过一次争议，有人向红衫军领袖施明德建议，“倒扁”大军与“总统府”仅百步之遥，为何不干脆冲进去把陈水扁赶走呢？但这提议没列入议程，施明德没有接受，红衫军始终表现出高度的克制。 更可贵的是，克制的不只是红衫军，而是对抗的双方。当时陈水扁方已经知道红衫军有冲进“总统府”的提议，但他的对策是下令所有卫兵，如果红衫军冲进总统府，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跑。 不论红衫军，还是陈水扁，都怕冲突、怕流血、怕死人。双方的政见可说南辕北辙，但在这点上有高度共识。我为此请教过台湾学者钱永祥老师，钱老师说，你知道红衫军是怎样的一群人吗？他们是那种即便在浩浩荡荡的游行中，遇到红灯亮了，所有人也会自觉停下来等绿灯的一群人。 这些情况，如果放在中国大陆，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大陆也发生过一些克制、理性的抗争，比如厦门反PX事件、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大连反PX事件等。但它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属于都市抗争，都是城市中产精英的抗争。当下中国，大多数中产精英的抗争表现得这样克制而理性，而很多抗争卷入了底层民众，一般都伴随着不可控的巨大风险。 差别很明显，同样是华人社会，公共理性的水准、文明的水准，很容易就能判若高下。 2 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但是文明距离我们其实很远。什么是文明？在我看来，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没有过上公民生活，那就没有资格说你生活在文明社会里。 回头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即公民社会与法治建设。我们往往强调法治而不提公民社会，实际上，公民社会建设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没有公民社会建设，所谓法治建设无从谈起。 还是以HK为例。HK是有法治的，但HK的法治并不是依托于民主，而主要是依托于公民社会。HK的公民社会完整而发达，哪怕是一个货运司机，也可能属于多个公民组织，而所有公民组织都是完全自由、完全自治的。HK的法治社会，就建立在充分发达的公民自组织基础之上。 台湾也不例外。台湾法治到什么程度？有个小故事很说明问题，有次马英九乘车出门，刚从车窗里探了个头，就被交警发现，马上罚款。可见台湾的法治名不虚传。 跟HK一样，台湾也是充分发达的公民社会。只要有充分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一定有健全的法治，这是铁律。道理很简单，法治是公共理性，公民社会也是公共理性；法治社会与公民社会，因而必然两位一体，相辅相成。 前面讲到的华人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根本上说，是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形态和没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我们跟他们的根本落差，在于我们的公共理性严重匮乏。 为什么会严重匮乏？公共理性不是天生的，要像港台那样公共理性充分发达，就必须建立在充分发达的公民生活基础之上。 老是有人说，中国国情和国民素质决定了不能搞民主。实际上，素质是个伪概念，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而任何歧视都是侮辱，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但如果我们跳出素质范畴，转换为素养、技能、经验，那么民主生活、公民自治、公共理性当然都需要这些元素支撑。而素养、技能和经验统统来自后天的训练，来自于后天的日常生活。 你有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就积累了什么样的素养、技能和经验。如果不能过上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训练就会是一片空白，公民生活的素养、技能和经验就都只能是零。 中国大陆所有社会问题中，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从没有过上最基本的公民生活。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但是文明距离我们其实很远。什么是文明？在我看来，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没有过上公民生活，那就没有资格说你生活在文明社会里。 当下中国，在公共理性的培养方面严重欠账。经济在腾飞，但社会的公共生活质量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有下降趋势。人们对公共生活的品质越来越不满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是公共生活品质的持不同意见者，甚至包括很多既得利益者、很多权贵，甚至他们也对公共生活的品质强烈不满。 3 每个这样的公民组织，给人们提供的本质上都是崭新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会，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公共生活的严重匮乏，公共生活的品质之差，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危机之一。 我去美国，发现美国人的公共生活很丰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充分发育的小共同体，每个公民可能同时分属于几个不同的小共同体。美国将近三亿人，NGO组织则多达两百万个，平均一百多人就有一个NGO。这些NGO不只做公益慈善，不只提供公共服务，更重要的作用，是安放人心，它们实际是建立于人心中的小教堂，使得每个人的精神都有所寄托。 我去台湾，发现台湾的小共同体同样发达。跟大陆不一样，台湾有很多全职太太，因为老公一个人工作就能养活全家。她们家务不多，但日常生活并不空虚无聊，空余时间几乎全做义工。医院、车站、博物馆、学校，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你都会发现义工远远多于本职人员。我住在一位台湾朋友的家里，他母亲已是72岁高龄，依旧天天做义工。有次把腿摔断了，打上夹板才过一个星期，就在家坐不住了，要去做义工的医院上班了。我很不解，问她为何不多静养几天？老人告诉我，在家她是闲人，没有人需要她。必须到医院做义工，和需要她的病人在一起，她的心才能安定。 这就是台湾的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让台湾人过得很充实。台湾还有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公民组织，例如“时间银行”，它可以让人们把时间攒起来，需要用的时候再提取出来。每个这样的公民组织，给人们提供的本质上都是崭新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会，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而在大陆，我们的公共生活还是如此贫瘠。不少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而是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修长城”、搓麻将等自我麻痹的娱乐活动中。从搓麻中寄托自己的精神，寄托自己的人文关怀，生长出爱与善，这些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这样低品质的公共生活，能够生长出我们最缺乏的公共理性吗？ 我们之所以缺乏高品质的公共生活，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公民社会。甚至，有时候公民社会往往成了敏感词，被当做陷阱。公民社会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公共理性、意味着爱、意味着善。 公共理性的不健全、不发达，本质上是精神层面的不健康。我们这个社会是精神不健康的社会，这种不健康写在不少人的脸上：焦虑、着急、绝望……我们可以对比台湾，台湾当然也有极端的例子，但普遍来说，台湾人的脸是一张张健康的脸，平和的脸，从容的脸。这其实是两种精神状态的写照。 4 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人们就不会过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会过上真正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不过上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会回到精神正常的状态。 中国社会需要转型，我们处在转型时代。 人们通常所说的转型，都是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其实我们还有更为重要的转型，即精神转型。中国社会不论怎样转型，首先要完成的就是精神转型。而这转型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一条路就是公民社会建设的路。 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人们就不会过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会过上真正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不过上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会回到精神正常的状态。如果精神不正常，社会就始终处于高危之中，出什么事情就都不奇怪。 所以，尽管公民社会建设有很多阻力，但决不能妥协。因为这是底线，底线就是生命线。不坚守这底线，中国永远无法告别灾难，民意随时会被一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没有公民社会，就不会有公共理性，没有公共理性，绝大多数人就不会是自己的主人。只要不是自己的主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就一定会被外力操纵。这种状态下的转型，随时可能转入深渊。 5 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转型模式。中国头号问题是转型，转型完成之后才是治理。 回过头来，我还是想说说台湾。到目前为止，所有转型模式中，我最欣赏的是台湾模式。现在热议的转型模式中，最受青睐的是新加坡模式。但我认为，新加坡模式主要是治理模式，不是转型模式。而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转型模式。中国头号问题是转型，转型完成之后才是治理。新加坡模式在转型上对我们几乎毫无借鉴意义，它本身就面临着转型难题。 我们未来的转型，要避免突尼斯那样的动荡，别无选择，唯有台湾模式最值得借鉴。当然台湾模式也有特殊性，不可能复制。但它毕竟同属于华人文化圈，它的一些基本原理还是可以通用的。 台湾转型至少有三个要素：蒋家政权内部的分化以及领导人的清醒、多少年的社会运动、国际局势剧变的压力。我认为第二个要素是最重要的，没有第二个要素即社会运动的压力，蒋经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转型动力。 但台湾的社会运动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台湾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有一个高品质的公共生活、公民生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湾不仅在蒋经国时代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是在均富的条件下实现经济腾飞。通过均富，台湾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底层，哪怕是出租车司机，哪怕是清洁工，只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就会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就是一个小中产。即均富意味着全民中产化，这奠定了台湾最为宝贵的公共理性，才有了台湾人的从容、平和、理性和文明。 尽管现在台湾人均收入持续14年下降，但依旧没有动乱。这得益于有台湾强大的社会保障；也得益于全民中产化给每个家庭都打下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到现在，台湾还在吃14年前的积蓄。 所以，我们向台湾学习，首先要像台湾那样，努力创造和平转型的社会条件，第一是公民训练、公共生活训练，第二是均富即全民中产化。没有这两个方向的持续努力，就谈不上公共理性，就会极大地制约中国的转型进程。 6 公民社会的空间存在于每个向善、有爱的公民心中，存在于他们组成的每个小共同体中，他们和他们组成的小共同体，今天已经随处可见。 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是转型，在转型上必须坚定不移。但必须同时尽最大努力控制转型的风险和成本。原因很简单，中国这样一个江湖社会，距离公民社会还有千里之遥，人心的阴暗、人心的暴戾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问题当然首先是制度问题，但绝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也是人心的问题。所以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社会沦陷。 所谓社会沦陷，其深层的含义其实是说，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稳定的底盘。没有稳定的底盘，不论建什么，都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我一直有个主张，叫社会底盘论，主张我们不仅要改造制度，更要重建我们的社会底盘。但这个主张受到很多朋友的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批评，就是现有体制之下，公民社会建设没有空间。 我不同意这样的批评。因为它低估了中国社会的弹性，尤其低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甚至可以说，公民社会的空间存在于每个向善、有爱的公民心中，存在于他们组成的每个小共同体中，他们和他们组成的小共同体，今天已经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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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人性的微循环
人性的复苏，人的权利的复苏是它最重要的主题。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人类历史上也只有一场革命可以跟她比拟，那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 【按：本文写于十一年前，正值社会发育凯歌行进的岁月。现在回头看，笔者当时是偏乐观了，没预见到后来的种种倒退。但即便如此，笔者仍深信，毕竟大势所趋，保持冷静和客观的同时，对未来抱以谨慎的希冀，仍是值得的。重发此文，算作本博的开篇语。】 从价值层面重建社会 围观和微观，可能是本年度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从围观到微观，可能是本年度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演变趋势。 这里的微观不是名词，是动词。微者，普通也，日常也。微观即泛指普通人的围观和参与。 中国启蒙百年，走向共和百年，但是江山依旧，共和仍然是奋斗目标。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共和，民主，宪政的理念虽然在精英圈中早已经烂熟，但始终不能突破小众层面，始终只是小众之间的同质对话，同义反复。共和，民主，宪政，它们本来不只是理念，更应该是生活方式，最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但是百年以来，这些现代理念始终不能完成两个转换，即从理念到日常生活方式的转换，从小众话语到大众话语的转换。仿佛海市蜃楼，固然万般华美千般绚烂，但始终接不上地气，与最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缘。其曲高和寡，无力影响现实轨道，也就是逻辑的必然。 电影《让子弹飞》里，与坐寇黄四郎势不两立的假县长张麻子，想尽办法动员群众跟他们一起去攻打黄四郎的大本营。给群众发钱无效，再给群众发枪。但即便领了枪的群众仍然都是沉默，都是观望。张麻子和他的四个死党骑着马在广场上对群众连呼六遍：“枪在手，跟我走”，但都没有用；万不得已，他们独自拔枪上阵，都把黄四郎的宅门打成了马蜂窝，枪在手的群众仍然都是沉默。 这镜头虽然文艺，但真是一点不夸张。一个导演对我讲，刚开始她不理解张麻子为什么要连喊六遍枪在手跟我走，不嫌啰嗦啊？喊两三遍不就得了吗？但后来细想一下她明白了，真不是啰嗦，真得连喊六遍，否则不足以反映动员群众之苦。群众总是自私的，怯懦的和势利的，给他们抽象地讲社会公正没用，给他们具体的发钱没用，甚至给他们具体地发枪也没用，他们只要胜利不要奋斗，只要收获不要成本，必须你先给他们打出一片天来，充分显出胜券在握的样子，他们才肯呼啦一下涌上来，但那也不过是哄抢原始股而已。 于是，张麻子只好借黄四郎替身的头做文章，当众斩杀假黄四郎，制造出一场虚幻的胜利鼓动群众。群众真以为黄四郎已死，倾城而出攻打黄四郎大本营。张麻子的革命始大功告成。 但是，建立在欺骗暴民，利用暴民基础上的革命，其成功之日，亦即其失败之日。革命并没有带来社会公正，而蜕变成彻头彻尾的分赃。就连张麻子屁股下的沙发都被分赃的暴民抢夺而去，就连张麻子心爱的女人也留不住。满身征尘一脸失落的张麻子，向往社会公正的张麻子，最终被新的时代列车无情地抛弃了。这新的时代列车其实并无新意，只不过换上了一批新人，说到底不过是电影开始时出场的那辆旧时代列车的轮回而已。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让子弹飞》呢？这是因为，一部《让子弹飞》，相当程度上浓缩了百年革命史。张麻子的革命，归根结底是宏大叙事的革命，而不是微观的革命；归根结底是外来者人为制造的革命，而不是从人心中内生的革命。这样的革命神话是到说破的时候了，这样的革命模式是到终结的时候了。中国的转型，再不能够是只换一批新人而根本不换车不换轨道的轮回。 如果把革命定义为质变，那么中国显然仍旧需要革命，革命这个词汇对当下中国并不过时。只不过，它不再属于传统的政治革命的范畴，而更多属于渐进的，点滴的，从普通人日常生活出发的，从人心中内生的社会革命。或者毋宁说，是一场以微动力为基础的微革命。 孙立平教授近年来再三再四地呼吁重建社会，这场以微动力为基础的微革命，目的就是重建社会，但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重建社会，而是从价值层面重建社会，属于一场经典的价值革命。人性的复苏，人的权利的复苏是它最重要的主题。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人类历史上也只有一场革命可以跟她比拟，那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 人性的力量正开始触底反弹 这场以微动力为基础的微革命，必须具备一个首要条件，即人性的触底反弹。 毋庸讳言，我们社会太多罪恶与丑恶。但再多的罪恶与丑恶都非但不足以窒息，反而会最大限度强化人们对爱的需求、对善的需求、对宽容与仁慈的需求。犹如严冬，愈是风雪交加，人们愈是向往阳光。苦难一旦触底，必引爆人性反弹，拨乱反正的拐点就到了。 而这种拐点确实正在到来。新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主要是80后90后两代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去时代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洗礼，丛林规则之于他们不可能是天经地义。恰恰相反，他们所处的时代，注定了他们更容易跟现代文明接轨。现代文明的和煦阳光跟他们体验的人间冷暖形成鲜明对照，他们不满意不甘心玻璃屋般的生存状态；即与现代文明咫尺天涯，现代文明总是看得见摸不着的生存状态，他们坚信而且渴望人性的力量，坚信而且渴望人性的力量能最终起作用，最终改变这个世界，让中国不单在经济上崛起、物质上崛起，更在价值上崛起，即人文的崛起，即爱和善、宽容与仁慈的崛起。 这是自主能力、行动能力极强的几代人。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白领，主要就由他们构成。不是依附政府，而是民间自发的微公益，及借助互联网尤其是TWITTER、微博等现代传播载体，围观、推广和进一步集结微公益，就构成了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时尚。从安猪的多背一公斤到梁树新的铅笔换校舍，从李连杰的壹基金到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全民公益启动活动，从我做起，从日常中践行自己的公益理念，这种人人可为的微公益正如春风野火。 从日常中寻找、发掘人性之美，享受人性之美，用人性之美温暖自己，改变自己；用人性之美温暖世界，改变世界；用爱、用善、用宽容与仁慈重建价值，进而重建社会，这种从人心中悄悄生长着的力量，是当下中国最根本的建设性的力量，也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微革命。经历了政治丛林和商业丛林对人性的双重摧残，人性早已经成了我们社会最大的紧缺品。但是，人心不死，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人性也未曾绝灭，而如地火般潜滋暗长。今天，借着整个现代文明的力量，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力量，人性在中国正开始触底反弹，而且这触底反弹的力量将呈现出报复性增长的态势，不可阻挡。苦难有多大，创伤有多大，修复的力量就有多大；需求有多大，紧缺有多大，供给的力量就有多大。 于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无论如何严格管制，当下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却越来越跟其他领域不一样，越来越脱离政府主导，越来越呈现出民间千帆竞发的态势，越来越是民间唱主角。获准登记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全国不过六位数，但据专家统计，这不过是实际存活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总量的十分一。不需要登记和批准，随时，随地，情趣相投的三五个人就可以是一个组织，为社会提供自主的及个性化的公益和慈善服务。严重落后于时代的管制已经被民间边缘化，甚至相当程度上已经是一个笑话。 我一直怀有强烈自信，我们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只要有机会，她一定能通过她自己的文艺复兴来证明自己。而这场以微动力为基础的微革命，不正是当下中国的文艺复兴吗？她不是直接改变社会的政治结构，而是侧重人心的修复，通过修复人心完成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基因革命，即对每个人、每个普通人的文化基因的革命。不再是电影《让子弹飞》呈现的那种外来者掀起的狂风骤雨，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毯式轰炸，那种纯粹分赃意义上的摧枯拉朽，多少生命代价和文化代价都在所不计。而是有如医学上的基因导弹，悄然潜入每个人的文化机体，定点修复其文化基因，尽可能为每个人祛病除魔，为每个人重建一个价值世界，一个意义世界。这样的微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精确的革命，收获最大而成本最小的革命。 需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这种微革命能成为现实，人性触底反弹之外的另一个巨大力量，则是技术进步的力量。主要当然是互联网的力量，尤其是TWITTER所开创的微博客的力量。这力量来得如此迅猛，跟人性的触底反弹衔接得如此紧密，配合得如此默契，似乎只能出自天意，让人不能不感叹造化的神奇。微公益所代表的爱的革命，善的革命，如果没有互联网尤其是没有微博客，将变得不可想象，因为，其沟通成本，组织成本，传播和推广成本，这一切都将高到令几乎所有普通人无以承受的程度，从而会将几乎所有普通人排除在外。人性触底反弹与微博客时代几乎完全同步，犹如两种元素的化合，微公益所代表的爱的革命、善的革命则是这种化合的产物。 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产物。微革命不只是生长，不只是建设，她还必然包括了批评，批判。微博客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围观主体、传播主体，而人们当然不会只是围观、传播爱与善；更要以爱与善，以宽容与仁慈这些新的时代标准来丈量一切，对背离这些标准的一切的罪恶与丑恶，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譬如散步、饭醉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展开柔性然而强大的抗争。围观因此不再是麻木的代名词，而开始具备积极的意义，构成社会的正能量，实际上是以千夫所指，以千千万万普通人逼视和鄙视的目光，让罪恶的力量、丑恶的力量发抖，让他们知道人心可畏，有所收敛。在既不存在现代权力制衡，又不存在传统言官力量、道统力量的情况下，即在权力信马由缰几无任何忌惮的情况下，这是惟一可以借助的制衡力量，是中国特色的压力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 当然，跟民间公益、民间慈善受到严格管制一样，这种技术进步的力量，也受到严格管制。但也如人性不可管制一样，这种技术进步的力量归根结底也是不可管制的，因为，这种力量来自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巨大而持续的创新机器，即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管制的力量与那部巨大而持续的创新机器的力量，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永远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永远只能对创新机器被动地亦步亦趋。事实上也是如此，尽管管制在不断升级，但是在技术进步的带动下，尤其是微博客的带动下，最大多数普通人的话语权也在不断升级，管制的升级并没有能够阻断这个升级的进程，并没有能够阻断最大多数普通人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并没有能够阻断中国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和壮大的进程。 以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力量，从日常生活中，围观善也围观恶，鞭挞恶更奖掖善、传播善和践行善，这就是中国围观时代的至高主题。而其最重要的作用，则是通过修复人性这种基因革命，激活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文意义上的毛细血管，实现人性的微循环。通过人性的微循环，最终改变每个人的小宇宙，进而改变整个世界。社会当然需要大动脉，为此需要铺路架桥，需要整体规划、宏大叙事，但所有这些工程，都应该以毛细血管的畅通，人性的微循环正常运行为前提，否则，一切都不过是沙滩上的建筑。就此来说，重建社会不仅是价值重建，更是毛细血管意义上的价值重建，更是人性微循环意义上的价值重建。这种重建很细微，细微到难以觉察；这种重建很慢，也慢到难以觉察。但它一旦推进就不可逆转，一旦积累就不会丧失，比起《让子弹飞》折射的那种大起大落、大拆大建式的传统革命，当然更科学，更健康，因而也更可取。 只是，这需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如何能够以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来抗拒《让子弹飞》那种狂飙突进的诱惑，使社会转型不至堕入新一轮的轮回之中，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核心之核心的、关键之关键的问题，值得关心民族命运的每个中国人深长思之。 ——写于201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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