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控诉美国的全球化精英或所谓全球主义者。一大罪状是他们无视本国民众的苦难。毕竟他们的利益在全球化而不在国内，所以他们不可能与国内民众命运与共。这一罪状的具体表现，是他们高挂制造业回归的画饼，但根本不想兑现。他们不是不能带回制造业，而是根本不想带回制造业。“不要制造业回归，从头至尾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啊！”

这一推理看似深刻，其实扯淡，因为这一推理已经被今天的事实证伪。奥巴马最早提出制造业回归，但确实没能落地。如果说奥巴马虚伪，那么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主张制造业回归，可比奥巴马高调太多，但是实效呢？比奥巴马有更多进展吗？如果可以阴谋论奥巴马这个全球化精英或所谓全球主义者的代表性人物虚伪，根本不想兑现承诺，刻意阻挠制造业回归，那么就不应该双标，对同样毫无实绩可言的川普那么宽容毫无批评吧？

更重要的是，据说拜登政府也是白左政府，也是全球化精英或所谓全球主义者把持的政府，按说也应该跟奥巴马一样虚伪，在制造业回归这点上只说不做进而刻意阻挠吧？但事实如何？拜登政府恰恰在制造业回归这点上努力最大，做得最好。这一事实宣告了全球化精英或所谓全球主义者阻挠制造业回归这一看似深刻的推理的破产。拜登一方面更加强硬地固守美国国家利益，一方面重整全球化，这一事实本身也宣告了全球化精英或所谓全球主义者没有国家利益概念、全球化与国家利益根本冲突这一假说的破产。事实证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是可以动态平衡的，而不是只能取其一端，非此即彼。动态平衡是福，取其一端非此即彼则是祸，这是显而易见的。

看似深刻的推理被现实撞得粉碎，这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深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的对立、深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的破产。国人往往崇拜理论上的深刻，殊不知，很多所谓的深刻很容易沦为理论上的极化，最典型的就是马教的决定论。有人说马教比自由主义理论深刻，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自由主义理论基本在常识理性范畴，更多属于中道，不可能偏于一端，也就很难深刻起来，这点上也就很难与据称深刻其实是极端的马教竞争。但是，经历了百年马教之祸，如果我们还不能认知中道之可贵、所谓深刻其实是极端之可怕，那我们真是白活了一辈子。

今天对所谓全球化的抨击、对全球化精英或全球主义者的抨击、对所谓白左及所谓深层政府的抨击，以及如影随形铺天盖地的阴谋论，相当程度上，与当年马教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抨击及其阴谋论，何其相似乃尔。深刻固然深刻，但动辄将政策之争夸大为主义之争，动不动无限上纲，只有主义目无其余，这难道不是一种可怕的、需要警惕的深刻么？说到这里我想起胡适，胡适的缺点据说是太中道、太常识、不深刻，拿不出什么高深的理论。但事实不是已经证明，恰恰是太中道、太常识、不深刻的胡适，比同时代太多据说是深刻的理论家们，高明太多吗？

中國舉國上下大規模的自發悼念，1949年之後，僅有三次。一次是1976年周恩來去世，所謂十里長街送總理；隨後是北京十月之變，「四人幫」倒台；1989年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民眾自發悼念⋯⋯

2月7日凌晨猝然爆發的民眾自發悼念，則與前兩次都完全不同，不僅規模更大，席捲全國各地各階層；更重要的分別是，這次民眾自發悼念的對象，不是政治領袖，不是名人，而是一個普通人，在此之前名不見經傳的普普通通的年輕人。

他的名字叫李文亮，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去世時還不到34歲。他去世的噩耗剛剛確認，互聯網、尤其社交媒體上馬上驚濤拍岸，數千萬人徹夜哀號怒吼，堪稱一場空前規模的網路國葬。親歷了這場網路國葬的一個體制內朋友後來給我說：那時他的微信朋友圈用「刷屏」已經遠遠不足以概括了，根本就是「滿屏」，所有人談的都只是李文亮之死，所有的帖子談的都只是李文亮之死，沒有任何別的話題，沒有任何人關心別的話題。那簡直就是海嘯，衝決一切，可謂驚天地泣鬼神。

談到這一點，他顯然心有餘悸，感慨幸虧時間是在凌晨，不是白天；而且幸虧是在假期，學生不在校園，否則說不準誰一馬當先，人就不是上互聯網，而是直接湧上大街了。後果不堪設想。

如果說以周恩來、胡耀邦的影響力，其去世引發政治震盪不難理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普普通通的年輕人的去世，何以也具備那麼巨大的政治能量呢？ 這一切，必須置入轉向這一時代大背景，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釋。這轉向不是一次性，也不是只有一個方向。而是一個過程，一連串事件組成的，並且先後不同方向。

這點上最有說服力的，還是本文主人公李文亮的轉向。

不是反體制英雄，不等於從來就沒有異見

李文亮去世後，引發民眾巨大悲情的同時，也引發輿論上的激烈爭議。爭議主要在體制和民間社會之間展開。這時的李文亮已經不再普通，而具備了英雄的光環。體制和民間社會的爭議，主要是爭奪英雄。比如中國駐法使館就在其官網上發了一篇短評，義憤填膺地指責民間社會給李文亮貼上政治標籤，「居心不良，目的是分裂中國民意」，而特別突出李文亮政治上正統的一面，尤其強調「李文亮醫生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換句話說，李文亮絕非反體制英雄，必須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駐法使館這種說法在體制內無疑極有代表性。

這種官方說法也對，也不對。說它也對，是因為李文亮本來不是反體制英雄，不是鬥士，不是政治異議人士。說它不對，則因為本來不是反體制英雄的李文亮，並不等於從來就沒有異見。

第一次轉向，呆在混沌的灰色地帶

李文亮去世後，其人生軌跡尤其網路活動軌跡逐漸曝光，這時人們發現，他在2009年就註冊了Twitter帳號，是中國最早的Twitter用戶之一，且一直翻牆瀏覽。他關注的有美國前後兩任總統，有CNN、BBC等主流外媒，說明他的信息攝取是開放多元的。後來他又成了新浪微博的用戶，2011年7月他在新浪微博發出的第一個帖子，就是徵集簽名，呼籲讓溫州動車事件中敢言的主持人王青雷復職。這時的李文亮，即學生時代的李文亮，是一個有價值觀的、有公共關懷的、有一定獨立思考的成長中的公民。有論者把這時的李文亮定位於泛自由派，大致不差。這一切，顯然直接受益於當時以《南方週末》和互聯網為主要平台的轟轟烈烈的普世價值大啟蒙。

結束學生時代之後，李文亮進入了體制，成了主流社會的一員。在他進入體制的同時，剛好體制開始了大轉向，時代開始了大轉向。從此前的一定程度容忍啟蒙，轉向大規模的反啟蒙⋯⋯。加上利益收編，加上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國力的持續增強，所有這一切，對信念談不到多麼堅定的普通人來說，其裹挾力不言而喻。體制的大轉向和時代的大轉向，不可避免地導致大規模的個人轉向，甚至部分啟蒙時代極其活躍的自由派公知，也向主流话语繳械，淪為新時代的頌聖者。年輕的李文亮也不能免俗，其逐漸與青春時代告別尤其與理想主義告別，逐漸主流化體制化，是不難想像的。

但是，即便如此，李文亮與所謂小粉紅、與五毛水軍仍有本質分別。他可能膽小怕事，他可能隨波逐流，但並未失去愛的本能、獨立思考的本能。可以說仁心染塵，但仁心仍在，並未沉淪。他的內心，應該並不平靜，而是充滿了疑惑、困頓和矛盾。即是說，在思想上、價值取向上，他可能處於一個廣闊的灰色地帶，屬於廣闊的灰色的中間社會的一員。無論是原來的泛自由派立場，還是後來的體制化主流化立場，他都有，但都很動搖，都不堅定，處於一個斑駁的混沌狀態。

這就是大轉向時代，一個普通人的大轉向，一個普通人的實實在在的心路歷程。如果沒有大的衝擊發生，這樣的普通人的人生或許就會永遠錨定於斑駁的混沌狀態，很難再有改變。但問題是，衝擊是必然要發生的，而且這種衝擊必然是一連串事件，並由一連串事件構成不可抗拒的大趨勢。

第二次轉向，因天下人都被忽悠 

這在最近兩年尤其這一年來愈來愈明顯。時代的新的大轉向應該為主流社會絕大多數普通人始料未及。當新的大衝擊沒有發生在自己身邊，沒有直接衝擊到自己的人生時，他們還可以只是旁觀，還可以選擇沉默。但是一旦衝擊到他們自己，並不堅定的他們，不可能經得起新的大衝擊，其個人不可能不在前一次大轉向之後，新的時代衝擊之下再來一次大轉向。

必須經由這樣的視角才能夠解釋，為什麼會有李文亮去世當晚，中文互聯網尤其社交媒體上的徹夜海嘯，會有幾千萬人哀號怒吼。那幾千萬人絕大多數都是李文亮式的主流社會中的普通人。他們從來不曾明確反體制，不是鬥士，不是異議人士。他們只是因為始料不及的一連串事件的巨大衝擊，而且直接衝擊他們自己的人生，才終於從曾有的疑惑、困頓和矛盾的灰色地帶走出，開始自己的第二次大轉向。 

在這空前規模的主流族群的大轉向中，最先遭遇衝擊的李文亮走在了最前列。一開始他並沒有要做英雄的念頭，並沒有跟體制對抗的念頭。一開始他還是審慎的、克制的，甚至是服從的。他只是做了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會做的事，即當他最早發現可能有神祕病毒的血盆大口要吞噬掉他的親友的時候，他出於保護親友的本能，在極小的範圍內說了出來，向他們報了警訊。如此而已，沒有任何政治上的和意識形態上的訴求。當這種僅僅屬於人的本能的舉動跟體制發生衝突，被半夜傳喚和一紙訓誡之後，他也沒有反抗，而是選擇了默默忍受。到這一步，還不能說他已經開始了人生的新的轉向。

他的新轉向，發生在這之後體制給他的致命一擊，即疫情被封鎖，天下人被忽悠，甚至作為醫生的他居然也被忽悠，而在接診時防範不足，被自己最先預警的病毒擊中。不僅自己，更殃及家人。不僅殃及家人，更殃及天下，慘烈之極，超出所有人的想像。

最後他說：「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這最後的一擊，終於令他在最後時刻徹底醒悟。他不再畏懼，毅然決然告別了原來的疑惑、困頓和矛盾，毅然決然告別了原來的灰色地帶，一步跨回到早年的青春時代。青春時代的理想主義終於復活，青春時代的啟蒙底色重新閃閃發亮。他不僅拚了命接受媒體採訪，成了唯一接受記者採訪的「吹哨人」，急於說出他知道的全部真相；而且作為一個黨員居然未經批准，就接受了屬於典型「境外媒體」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採訪，為天下人留下了「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的政治遺囑，用生命的最後一絲力氣為言論自由衝刺。

這時的李文亮，已經不再是普通人，他跟主流曾有的曖昧關係，至此一刀兩斷。他在最後一刻回到了自己的本心，在最後一刻昇華成了英雄。只是，這一點是主流無論如何都要刻意迴避和遮蔽的。但無論如何迴避和遮蔽，時代新的大轉向的衝天海嘯，已經撲面而來。李文亮離世當晚網路上幾千萬人的哀號怒吼，不過是這衝天海嘯的第一波而已。

——原載2020年2月20日《報導者》

人民不需要伟人
伟人在高高的天上
从高高的天上俯瞰众生
众生都是蝼蚁
伟人眼里没有具体的人

人民不需要伟人
高高的天上何来人间烟火
何来锅碗瓢盆
伟人都是超凡脱俗
很难与普通人共情
普通人的小日子对他都是浮云

人民不需要伟人
伟人必有伟大工程
伟大工程才能让他青史留名
伟大工程会制造多少孟姜女
但孟姜女的眼泪今天已哭不倒长城
巍峨的长城并不能抵御敌骑
只会徒然将世界隔离
桎梏每个人的心灵

那么人民需要什么
就像鸟儿只需要天空
就像鱼儿只需要大海
人民只需要自由
自由才会放飞无数的精灵
无数的精灵彼此相约，生生不息
就会汇成最美妙的交响
宇宙间最壮丽的风景

上帝面前众生平等
所有的伟人都是装逼
所有的伟人都是伪神
永别了伟人
永别了伪神
把他们统统抛在身后
他们就会是地平线上渺茫的黑影
挡不住春风万丈
挡不住天地清明

——笑蜀写于2022年12月2日

你们不是太阳
太阳只在天上
没有了你们的世界
太阳依然明亮

你们不是雨露
雨露是大地的精华
没有了你们的世界
雨露依然清亮

你们不是方向
江河都有自己的方向
没有了你们的世界
江河照样奔向海洋

你们不是上帝
没有人间上帝
自居上帝的都是魔鬼
逃不脱魔鬼的下场

跟世界和解，跟自己和解
承认卑微，告别狂妄
老老实实做一回人吧
才对得起自己的爹娘

——笑蜀写于2022年11月28日夜

你持续一年悲惨的呼唤，

早已把我的心撕裂。

在你被步步推向万丈悬崖的危境，

我无论如何奋力，都无法

挣脱锁链，

都无法上前给你救援。

在你人生的末了，

我不能拥抱你颤栗的肩膀，

不能用热泪温暖

你苍白冰凉的脸。

最终就这样，我和千万同胞

一道，眼睁睁看着你

非正常地掉进了

万丈深渊！

我的心从此坍塌，

陷入极度的悲恸、愧疚和罪感。

我的生命从此被砍掉了一半。

女人最伟大，女人最苦，

母性至高无上。

我亲爱的妻子，

为了我和儿女，你熬干心血，

在异国他乡，

经受了无数重压苦难。

我却无力在你本人至危至痛的末了，

为你拼命排除险情，

无力在你千呼万唤的悲惨吁求中，

回报你哪怕十天的

最后慰藉！

我亲爱的妻子，对你的深重恩义，

我实在亏欠太巨，

你的悲惨，是我的重罪。

现如今，我的心

完全被血泪淹没，

我无法拔出，也不必拔出。

我已经永远告别尘世的乐感，

我的命运注定万劫不复。

我亲爱的妻子，

你是长江的女儿，

即使临当悬崖边缘

你的眼睛依旧那样

明亮清澈，那里面有光，

有生命真光！

你有常人难免的各种缺点，

但你的心地多么干净纯粹，

你的坚强、尊严和气节，

令我一直高度尊敬。

我和你身为患难夫妻，

为了祖国和自由，承受了

堪比战争年代的重重灾难、劫难。

这一次你最终掉入万丈深渊，

实为自由而牺牲，

但你的生命之光，

永远与我同在。

你明亮清澈的眼神，每每回想起，

都会令我敬仰，热爱，心潮激荡，

令我不断在极限苦痛中，

抬头望远。

年年月月，我都会伏在有形无形的哭墙上

为你痛哭。

我期盼着母亲回到母亲的土地，

我期盼着那一天，

我们夫妻最终团圆。

在故乡高高的山岗上，我和你

合葬在一座大冢间。

我要永远向你赔罪，

亿万斯年，我的灵魂

永远与你的灵魂一道飞翔。

我期盼，世世代代的人类同胞，

永远悲歌你高贵的人性

和悲惨的命运！

——杨茂东（郭飞雄）2022年6月17日口述于广州第一看守所。律师于凯、刘浩记录。杨茂东大姐杨茂平授权发布。

【提要：俄乌之战诚然可以多角度解读，但无论多少角度，都不能否认其为两种体制的大对决，即民主与威权的大对决。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导致威权统治者自我膨胀，过度放大民主的问题，过高估计自己，以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其初衷本来是要羞辱和击败民主，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恰恰扮演了推动民主迭代的反向推手】

风水轮流转，一度转到威权这一边

民主是脆弱的，但又极坚韧。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禀性同时集于民主一身，构成民主的内在矛盾。这注定了对于民主的盲目乐观和对于民主的轻狂倨傲都是没有理由的。

低估民主的脆弱，对民主盲目乐观，往往见于民主信念尚处青春期的一些人身上。他们的幼稚和狂热，注定了他们很难经得起复杂命运的考验，很容易从遍地干柴的虚假希望，一步跨到彻底幻灭、对民主彻底丧失信心的虚假绝望。过去十多年中，这种从虚假希望一步跨到虚假绝望的幼稚之徒，多如过江之鲫。但他们往往身处边缘，话语权远远不够，很难影响主流社会，其进退实际上无关大局，没有多少谈论的价值。

其民主认知对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威权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是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他们看到了民主的脆弱，看到了民主的老化和退化，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民主的脆弱尤其民主的老化和退化，最大限度挫败民主和壮大威权。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功，威权崛起一度此起彼伏。甚至一些民主国家如公认的民主大国印度，都开始某种威权化。而且威权统治者彼此惺惺相惜，开始结成威权神圣同盟。

早已经破产的全能政治的神话，就这样有所复兴。过去认为全能政治不可能破解的难题，现在据说因为大数据1984，因为似乎无限的财政收入，都可以迎刃而解。统制经济、统制政治、统制思想、统制文化……总之人间上帝开创万物，普天之下莫非我土，这全能政治的通天塔，也就没有建不成的理由。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第三波民主化高潮，尤其苏东之变时，威权统治者该是何等的心虚气短。没想到真的仅仅三十年过去，风水轮流转，似乎又转到威权这一边。威权统治者因而更自信，坚信命运的天平在朝自己倾斜，坚信自己属于天命所归。

就有了东升西降之说，有了时与势在我一边的新论，一时语惊全球。而这绝非仅仅个人心声，实际上属于威权神圣同盟的共识。全球性回潮的威权与似乎越来越过气的民主的竞争，就这样全面展开。威权神圣同盟众志成城，志在必得。普京为什么不满足于仅仅抢占克里米亚和乌东，而敢于发动对于乌克兰全境的侵略战争，这种面对民主的轻狂倨傲，这种舍我其谁的强烈自信，无疑是其重要的心理支撑。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俄乌战争的实际进程表明，普京仍然打错了算盘。乌克兰之役成为普京个人政治生命中的滑铁卢，普京及普京主义、普京模式不仅在俄国破产，而且全球性威权回潮随之衰退，这一切不难预见，不会有任何悬念。

两大致命短板令民主深陷泥沼

但无论结局如何，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承认，普京等威权统治者对民主的短板的洞察，并没有大错。民主的脆弱尤其民主的老化和退化，是彰明较著的事实。

民主政体必须内嵌强大的自我防卫机制，必须长牙齿，否则不可能持久。但民主最大的短板恰恰在此。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古老的格言，同样适用于民主。一如南宋之溺于歌舞升平，民主国家也差点死于安乐。七十年承平尤其冷战的胜利让他们忘乎所以，让他们丧失警惕，以为这就是历史的常态，民主国家不再有实质性的外部威胁。本应内嵌的自我防卫机制，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这首先表现于国防上。很多欧洲国家几乎不设防，几乎没有真正的军备，以致于北约几乎散架。其次表现于政治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未曾波及本土的美国，其内政却在和平年代屡遭外力操纵，包括大选在内的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遭到外力公然破坏，几乎动摇国本。至于言论和思想学术领域，民主国家之不设防尤为惊人，以致威权国家代理人往往长驱直入，通过赎买和其他手段大规模渗透。总之，不长牙齿的民主给了威权统治者绝好的机会，使之可以反过来和平演变民主国家，利用民主挫败民主、利用自由压制自由，从而在民主与专制的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民主国家的另一个短板，是过于迷信市场和经济发展。他们认为所谓绩效合法性是威权国家的命脉所在，而所谓绩效，主要就来源于市场和经济发展。因此民主国家跟威权国家可以有共识，有合作。民主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在经济技术上帮助威权国家，以之安抚、软化乃至驯服威权统治者。他们太天真，太低估威权统治者的贪婪与狡狯——威权统治者实际是熊与鱼掌都要，经济发展和扩张势力范围一样都不能少。而且比较而言，前者仅具工具意义，后者才是目的。但凡经济发展有所成就，其扩张野心必同步膨胀，经济发展就会武器化，服务于其扩张野心。所以，与民主国家的初衷相反，经济技术上的全面合作非但不能置换和平，反而容易导致威权统治者对势力范围的更大追逐，导致对世界和平的更大挑战。

民主国家还有许多其他短板。但即便在其他方面不犯错误，仅仅自我防卫缺位及与威权国家经济合作这两点，已足够致命：这一方面是自废武功，一方面是养痈遗患。如此双管齐下，命运的天平不能不朝着有利威权国家的方向悄然逆转，而令民主深陷泥沼。何以会有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和民主衰退，或可由此得到部分解释。

普京的四大失策或四大严重低估

但是，这样的民主之困，并非头一次。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民主就曾遭遇全球性危机，而且可能更严峻——相比今天，那时的民主国家可能更脆弱，民主的敌人则可能更彪悍。但是又如何？民主并没有倒下，反而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今天的民主之困，部分基于体制，可称制度之困。部分基于人性，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体制之困可以通过体制的迭代逐步解决；人性之困，则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民主之困某种程度上具有永恒性，总是周期性发作。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主之困后，今天人类再度陷入民主之困，应该就是人性之困的周期律在起作用。

这种周期性的民主之困能否应对？我们知道专制走不出周期律，那么民主能否走出自己的周期律？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民主与专制的一个重大分别。还是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主之困为例，那时靠什么打破周期律？靠的是危机倒逼——法西斯阵营的凯歌行进，把民主国家逼到墙角。在此之前，民主国家把该犯不该犯的错误，几乎统统犯了不止一遍，比如自废武功，比如苟且绥靖，比如勾心斗角等等。实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实在退无可退，别无选择，民主国家才不得不愤然雄起。但是，纵然之前怎样窝囊，怎样不争气，一旦雄起，自我防卫机制一旦激活，民主的活力就会井喷般爆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直至彻底击败法西斯。

这就意味着，基于周期性的民主之困，民主需要天敌，需要外部强刺激，需要重大危机的倒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此，今天也不会例外。所幸，今天的民主之困，不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走得那么远，代价也就不致那么惨烈。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新沙皇普京的鲁莽，感谢其弯道超车，提前引爆民主与威权的大对决。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阵营相比，今天的威权神圣同盟不仅综合实力太逊，战前准备也谈不上周详。命运的天平虽曾对威权神圣同盟有所倾斜，但还远远没有到发生根本变化的那一刻。也就是说，新沙皇把大对决至少提前了半拍。

这致命的愚蠢，出乎世界上几乎所有战略分析师的意料之外。正因为如此，新沙皇普京的智力问题，成了今天国际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美国一家主流媒体的评论，标题就把普京发动俄乌战争的决策称作“智力上的灾难”。这种对于威权神圣同盟不可挽回的智力灾难，对于民主国家则是福音。最大福音是，一如当年法西斯阵营的猖狂进攻激活民主国家的自我防卫机制，今天民主国家的自我防卫也被普京提前激活，以致欧洲几乎一夜之间重新武装。可以断言，不长牙齿的民主一去不复返。对此后果缺乏起码的想象，严重低估民主国家危机应对的决断和意志力，是新沙皇的第一个失策。

新沙皇普京的第二个失策或者说第二个严重低估，是严重低估正义的力量。林肯说过：“让我们相信，正义会带来力量”。但深信丛林哲学的普京不吃这一套，他只相信拳头，只相信弱肉强食。他怎么都想不到乌克兰人民会那样顽强抵抗，想不到国际援助会那样汹涌澎湃，而这些无疑主要基于正义。对正义、良知和勇气的低估，让普京吃尽苦头。如果说第一个失策属于智力层面，第二个失策则属于价值观层面。可见陈腐的价值观不仅反人类，而且对深陷其中的当事人，也具有强大的后座力——但凡在价值观上逆潮流而动，都不会没有代价。

新沙皇普京的第三个失策或者说第三个严重低估，是严重低估了民主国家团结的力量。他只看到承平时期民主国家如何勾心斗角，万想不到危机倒逼之下，民主国家竟能一夜之间捐弃前嫌，空前抱团。这种空前抱团使民主国家蔚为主流，展现出惊人的号召力和组织力，最大限度孤立了普京，令其彻底沦为国际贱民。

新沙皇普京的最后一个失策或者说最后一个严重低估，是严重低估整个社会、整个生态的智慧。懂王性格是大独裁者的标配，注定其唯我独尊，自大自恋，闭目塞听，导致体制性弱智。居然入侵乌克兰，提前与民主国家大对决，就是体制性弱智的经典案例。与之相反，民主国家天然具有开放性、分布式、多中心等优势，易于激荡和凝聚整个社会、整个生态的智慧，导向最优化决策。这一点鲜明体现于今天的俄乌战争。俄乌战争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战争，即普京个人对整个乌克兰乃至整个国际主流社会的战争。以整个生态对垒一个垂垂老矣、体制性弱智的独夫，这种智力上的代差，可能比军事上的代差更可怕。仅此一端，即已注定新沙皇普京的末日。今天问题已经不在于普京的统治是否终结，问题仅仅在于多大代价、怎样的方式、什么时间终结。

俄乌之战成民主与威权竞争的拐点

俄乌之战诚然可以多角度解读，但无论多少角度，都不能否认其为民主与威权的大对决。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导致威权统治者自我膨胀，过度放大民主的问题，过高估计自己，以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其初衷本来是要羞辱和击败民主，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恰恰扮演了推动民主迭代的反向推手。主要三种推动：其一是彻底激活民主国家的自我防卫机制，民主开始告别天真，重新武装起来。其二是促进民主国家大团结，去年美国举办世界民主峰会，旨在组建世界民主联盟，苦于没有抓手。俄乌战争刚好提供了抓手，世界民主联盟从此做实。其三是世界民主联盟做实的同时，威权神圣同盟开始崩解，尤其俄罗斯后院的哈萨克斯坦一马当先，不失时机地启动蒋经国式的民主改革，以此为契机，世界范围的民主转型可能重上正轨。最后两点实际奠定了国际新秩序的基础，战后国际政治之激荡、国际秩序之鼎革已呼之欲出。

受益于种种反向推动，俄乌之战成为历史的拐点，尤其是民主与威权长程竞争的拐点，已不难断言。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大概率告一段落。民主与专制孰优孰劣？这个古老的问题，至此也有了一份初步的答卷。民主诚然很多缺点，很多问题，但民主再多缺点和问题，都不能自动证明专制的优势。如前所述，民主的开放性、分布式、多中心等特点，注定了民主在智力上没有天花板，可以生生不息，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民主可以凭借整个生态的智慧，不断迭代，民主的缺点或问题，都可以通过迭代来逐步解决。专制相反，其体制优势再多，都不能抵消其体制性弱智这一致命制约—— 一个人的智力就是整个国家的天花板，绝对不可逾越。无论这个人原本怎样英明神武，专断和封闭都会注定其无知的不归路，注定其对变动不居的世界没有理解力，没有自我进化的可能，最终沦为史前怪兽，不适合现代文明的整个生态。这智力上的天花板太低，跟民主国家没有任何竞争力可言。

民主跟专制的另一个鲜明对比，是危机应对的高下。专制外强中干，坚硬其表而脆弱其里——看起来强大无比，铁桶般的政治社会控制似乎牢不可破。实际上总是生于承平，而死于忧患，抗风险能力极低。一次对外战争失败，或一次经济危机，或一次接班人斗争，都可能导致总崩溃。甚至如前苏联，无任何征兆就一夜暴毙。民主不然，往往脆弱其表而韧性其里。民主的脆弱如前所述，往往表现为自废武功、养痈遗患等种种安乐病，而有民主的全球性衰退。但民主的衰退是有底线的。一旦上升到了总危机的程度，一旦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民主一定会触底反弹，其自我防卫机制会彻底激活，整个生态的活力会彻底激活，民主不仅不会死于忧患，反而会绝地重生，其坚韧世所罕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此，今天亦然。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一旦随着俄乌战争的终结而终结，世界范围民主转型的桅杆，必将从地平线上重新升起，而今天我们其实已经看得见它的桅尖了。

所有这些风云变幻，于今天的国人是难得的一课。问题在于，我们能从这一课学到什么？学到多少？对百年大变局的认知，对时与势的认知，总之对世界潮流的认知，能否有所刷新从而更接近真相？事关国运，每个真正的爱国者都不会稍有轻忽，都不能不深长思之。

——笑蜀 2022年3月29日写于广州

中俄合作无止境无禁区的庄严宣告，早已举世周知。

但同样举世周知的是，中国人在俄国恰恰很难立足。俄国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之一，按理两国民间交往应该最多。其实不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俄国根本没有可供华人聚居抱团的唐人街。2018年统计，在俄华人数量不足百万，多数仅从事商贸，能赚钱就赚，不赚钱就走人，定居极少。同时，华人尤其华商在俄被歧视、被排挤、被迫害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

据说，美国从来亡我之心不死。

但美国对中国人很友好。甚至可以说，美国是海峡两岸而外，世上最适合华人生存的国度，以致唐人街、华人社团在美国到处都是。不仅中国精英，而且中国平民对美国往往趋之若鹜。据统计，截至2018年，在美华人总数约514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约1.5%，高于其他亚裔在美国所占比例，而且华人移民目前仍在高速增长中。

吸引华人争相赴美的主要是发展机会，主要是几乎无限的可能性。在美华人比普通美国人、比留在祖国的同胞，更容易获得成功。在美的华人杰出人才，无论按总量还是按比例计算，都远远高出任何其他国家包括俄国。

美国对中国人友好的另一个例子，是近年来，美国人从中国收养的弃婴尤其女孩、尤其残疾弃婴越来越多，这也堪称世界之最。这些弃婴一旦被美国人收养，其命运往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类的动人故事不胜枚举，在俄国则闻所未闻。

美国对中国人的友好，还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包括对中国的传统节日，尤其春节。近年来美国总统每逢春节都会给华人拜年，表达祝福之意。汉语是美国第三大语言，在加利福尼亚更是常见语言。所有这些，在俄国都是无法想象的。

国家是什么？无非土地、国民、文化三要素。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美俄两国可谓判然有别，至于土地更不用说，美国没有占中国一寸土，而俄国呢？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么问题来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美俄两国到底孰高孰低？对中国到底孰友孰恶？

　

　　吴敬琏是以“吴法治”的身份，来推出这本书的。1990年代，吴敬琏的社会形象是“吴市场”，以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而著称于世。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吴敬琏发现他早年对市场经济的幻想过于浪漫，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变形走样，社会越来越无序和失范，吴敬琏大梦渐醒，从前的“吴市场”，逐渐变成“吴法治”。但他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却始终没有变化，只是更理性，更成熟罢了。如何用法制来规范市场经济，保障市场经济，成了吴敬琏晚年思考的主题。

　　两种主要危险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现在面临着两种主要危险，一种危险来自左，一种危险主要来自自己的阵营，对手主要是他原来的同道，即当年和他一样因主张市场经济而成为另类，后来却越来越主流、越来越飞黄腾达的某些老朋友。与老近卫军不同，这批人“并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去，然而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在吴敬琏看来，腐败之所以蔓延，就在于有那么一种强势力量，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交换，把市场体制变成分肥体制。他们只会混水摸鱼，水清了，他们就无鱼了。所以，强大的法治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是他们的噩梦。但是，正是他们往往占据着改革的话语高地，他们一切混水摸鱼的丑行，都套上了改革的炫目光环。

　　一个是因分赃不均而不满现实的破落贵族，一个是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他们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组成了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同盟军，导致了市场秩序的倒退和混乱。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吴敬琏就陷入两面作战，而且主要精力用来跟本来同属于市场派的新贵们交锋。吴敬琏两面不讨好，挣扎于两种力量的夹缝之中。

　　三个方向的挑战

　　好在，虽然在精英层面几乎落落寡合，但在群众中间，吴敬琏以其独有的道德形象，而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随着市场经济无序状态愈演愈烈，底层乃至中产阶层都因为市场的无序而饱受煎熬，一度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市场经济，其声誉一落千丈；群众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的反面，作为市场经济主要捍卫者的吴敬琏，因此在群众中也开始失去原有的尊敬，彷徨孤立达于极点。市场经济的这种尴尬境遇，吴敬琏在第三次改革大论战爆发前夜的2004年曾预言：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弱势群体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了损害，但对于是什么样的制度或政策使他们受到损害，可能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如果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两种力量结盟蒙蔽群众，就有可能把群众误导到反市场的方向上去。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本来已成明日黄花的老近卫军，竟然赢得部分群众的喝彩；甚至某些自由派学者，也盲目附和群众的激愤，扮演起民粹主义先知的角色。这印证了吴敬琏预言的精确。

　　因为信息不对称体制，群众根本不可能获取足够的资讯，也就不可能理性得起来。而嘈杂的剧场效应，比的只是姿态，比的只是调门高，谁敢于附和群众，谁就容易得到群众，也就容易操纵群众。这已经是被历史千万遍证明了的铁律。不幸的是这个铁律在当下中国还很管用。吴敬琏看出了危险的苗头，但有多少人认真倾听他呢？他的呐喊在民粹主义的喧嚣中，苍白乏力，孤苦无助。

　　老近卫军，当红新贵，以及从底层抗议中派生出来而为部分精英推波助澜的民粹主义潮流，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就面临着来自这样三个方向的挑战。毋庸讳言，反市场的力量，并没有因为市场力量的壮大而稍有衰减。老近卫军固然已是气息奄奄，但政府管制的力量，行政垄断的力量则仍在不断强化之中，民粹主义也在潜滋暗长。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并非不可逆。事实上，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被人为终止的悲剧，无论是别的国家，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发生过。吴敬琏有清醒认识。他曾反复提醒人们：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搞市场经济，但是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多，它们的教训值得借鉴。

　　经济结构的背后

　　吴敬琏坚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但自由市场经济在当下中国遭遇的困境充分说明，没有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法治则是支撑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这本书洋洋数十万言，全部旨趣无非在此。

　　中国必须要法治，这早已经是人所共知。但法治从何而来？吴敬琏的答案反反复复就一个，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答案了无新意，但问题是，除了改革政治体制，我们确实没有别的法子可想。

　　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让最大多数国民受益。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我们的主导产业，都是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它们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最低端，因而附加值最低。这就注定了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的劳工阶层，必然收入微薄，从而注定了中国必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

　　但是进一步追问就不难发现，经济结构的背后，其实是政治结构。对制度环境问题，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有过很好的解读。他认为，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跟人打交道，必须保证安全，才能持续。而要保证交易安全，就需要一整套规则体系。没有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做保障，交易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就会让人望而却步。

　　交易成本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一种社会关系成本。社会关系越简单，越规范，交易就越简单，交易成本就越低。社会关系越复杂，越失序，那么交易就越麻烦，交易成本就越高。当下中国的社会状况显然属于后者。既然没有确定的规则体系保证跟人的交易的安全性，人们就只好主要跟物打交道。主要跟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这就是说，制度环境注定了中国只能做世界加工厂，而做不了世界设计师。今天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根子就在这里。

　　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

　　正因为如此，一直强调社会公正的吴敬琏，并不满足于主张全民低保，主张划转国有资产供国家偿还老职工社保欠账之用。在他来说，仅仅这些救济型的社会福利措施，并不足以让底层真正走出困境。西方国家是通过产业转型来改善劳动阶层的处境而实现均富的，这条路中国也必须走。所以吴敬琏坚决主张增长模式转型，坚决主张转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而要实现增长模式的这种转型，就必须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就必须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容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以杜绝权力搅买卖、权力搅市场。西方国家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依托于宪政民主体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为前提。没有政治上的平权作为依托，政治上的特权就必然导致经济上的特权，就必然导致垄断和腐败。只有政治上的平权才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平权，才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和建立在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竞争可言。

　　市场经济有原始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两种类型。沿着原始市场经济一路狂奔，中国最终必然要面临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所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反市场力量的膨胀就会无从遏制；而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注定中国不能承受大的震荡。中国必须完成增长模式的转型，转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才能普遍提升底层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解。而从原始市场经济转到现代市场经济，起化学作用的关键元素就是法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法治，促成政治平权和法律平权，使得任何权力主体都在公认的规则体系的制约之下，这是吴敬琏晚年最大的梦想，也应该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梦想。

——原载2007年12月26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