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是以“吴法治”的身份，来推出这本书的。1990年代，吴敬琏的社会形象是“吴市场”，以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而著称于世。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吴敬琏发现他早年对市场经济的幻想过于浪漫，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变形走样，社会越来越无序和失范，吴敬琏大梦渐醒，从前的“吴市场”，逐渐变成“吴法治”。但他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却始终没有变化，只是更理性，更成熟罢了。如何用法制来规范市场经济，保障市场经济，成了吴敬琏晚年思考的主题。

　　两种主要危险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现在面临着两种主要危险，一种危险来自左，一种危险主要来自自己的阵营，对手主要是他原来的同道，即当年和他一样因主张市场经济而成为另类，后来却越来越主流、越来越飞黄腾达的某些老朋友。与老近卫军不同，这批人“并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去，然而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在吴敬琏看来，腐败之所以蔓延，就在于有那么一种强势力量，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交换，把市场体制变成分肥体制。他们只会混水摸鱼，水清了，他们就无鱼了。所以，强大的法治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是他们的噩梦。但是，正是他们往往占据着改革的话语高地，他们一切混水摸鱼的丑行，都套上了改革的炫目光环。

　　一个是因分赃不均而不满现实的破落贵族，一个是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他们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组成了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同盟军，导致了市场秩序的倒退和混乱。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吴敬琏就陷入两面作战，而且主要精力用来跟本来同属于市场派的新贵们交锋。吴敬琏两面不讨好，挣扎于两种力量的夹缝之中。

　　三个方向的挑战

　　好在，虽然在精英层面几乎落落寡合，但在群众中间，吴敬琏以其独有的道德形象，而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随着市场经济无序状态愈演愈烈，底层乃至中产阶层都因为市场的无序而饱受煎熬，一度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市场经济，其声誉一落千丈；群众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的反面，作为市场经济主要捍卫者的吴敬琏，因此在群众中也开始失去原有的尊敬，彷徨孤立达于极点。市场经济的这种尴尬境遇，吴敬琏在第三次改革大论战爆发前夜的2004年曾预言：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弱势群体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了损害，但对于是什么样的制度或政策使他们受到损害，可能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如果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两种力量结盟蒙蔽群众，就有可能把群众误导到反市场的方向上去。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本来已成明日黄花的老近卫军，竟然赢得部分群众的喝彩；甚至某些自由派学者，也盲目附和群众的激愤，扮演起民粹主义先知的角色。这印证了吴敬琏预言的精确。

　　因为信息不对称体制，群众根本不可能获取足够的资讯，也就不可能理性得起来。而嘈杂的剧场效应，比的只是姿态，比的只是调门高，谁敢于附和群众，谁就容易得到群众，也就容易操纵群众。这已经是被历史千万遍证明了的铁律。不幸的是这个铁律在当下中国还很管用。吴敬琏看出了危险的苗头，但有多少人认真倾听他呢？他的呐喊在民粹主义的喧嚣中，苍白乏力，孤苦无助。

　　老近卫军，当红新贵，以及从底层抗议中派生出来而为部分精英推波助澜的民粹主义潮流，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就面临着来自这样三个方向的挑战。毋庸讳言，反市场的力量，并没有因为市场力量的壮大而稍有衰减。老近卫军固然已是气息奄奄，但政府管制的力量，行政垄断的力量则仍在不断强化之中，民粹主义也在潜滋暗长。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并非不可逆。事实上，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被人为终止的悲剧，无论是别的国家，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发生过。吴敬琏有清醒认识。他曾反复提醒人们：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搞市场经济，但是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多，它们的教训值得借鉴。

　　经济结构的背后

　　吴敬琏坚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但自由市场经济在当下中国遭遇的困境充分说明，没有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法治则是支撑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这本书洋洋数十万言，全部旨趣无非在此。

　　中国必须要法治，这早已经是人所共知。但法治从何而来？吴敬琏的答案反反复复就一个，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答案了无新意，但问题是，除了改革政治体制，我们确实没有别的法子可想。

　　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让最大多数国民受益。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我们的主导产业，都是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它们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最低端，因而附加值最低。这就注定了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的劳工阶层，必然收入微薄，从而注定了中国必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

　　但是进一步追问就不难发现，经济结构的背后，其实是政治结构。对制度环境问题，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有过很好的解读。他认为，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跟人打交道，必须保证安全，才能持续。而要保证交易安全，就需要一整套规则体系。没有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做保障，交易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就会让人望而却步。

　　交易成本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一种社会关系成本。社会关系越简单，越规范，交易就越简单，交易成本就越低。社会关系越复杂，越失序，那么交易就越麻烦，交易成本就越高。当下中国的社会状况显然属于后者。既然没有确定的规则体系保证跟人的交易的安全性，人们就只好主要跟物打交道。主要跟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这就是说，制度环境注定了中国只能做世界加工厂，而做不了世界设计师。今天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根子就在这里。

　　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

　　正因为如此，一直强调社会公正的吴敬琏，并不满足于主张全民低保，主张划转国有资产供国家偿还老职工社保欠账之用。在他来说，仅仅这些救济型的社会福利措施，并不足以让底层真正走出困境。西方国家是通过产业转型来改善劳动阶层的处境而实现均富的，这条路中国也必须走。所以吴敬琏坚决主张增长模式转型，坚决主张转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而要实现增长模式的这种转型，就必须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就必须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容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以杜绝权力搅买卖、权力搅市场。西方国家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依托于宪政民主体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为前提。没有政治上的平权作为依托，政治上的特权就必然导致经济上的特权，就必然导致垄断和腐败。只有政治上的平权才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平权，才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和建立在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竞争可言。

　　市场经济有原始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两种类型。沿着原始市场经济一路狂奔，中国最终必然要面临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所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反市场力量的膨胀就会无从遏制；而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注定中国不能承受大的震荡。中国必须完成增长模式的转型，转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才能普遍提升底层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解。而从原始市场经济转到现代市场经济，起化学作用的关键元素就是法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法治，促成政治平权和法律平权，使得任何权力主体都在公认的规则体系的制约之下，这是吴敬琏晚年最大的梦想，也应该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梦想。

——原载2007年12月26日《南方都市报》